《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》在学术规范上的失误

周公姬旦是否曾继武王之后而摄政称王？这是一个关系到《尚书》学史、周初政治史以及西周纪年等重大学术问题的大题目。自古以来，注经解史者各持己见，莫衷一是。再加之各家之说散见于多种书刊，若有志于比较长短、以定取舍，仅集诸说，即殊非易事。从这个意义上说来，郭伟川先生将11篇相关论文汇编为《周公摄政称王与周初史事论集》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1月版，以下简称《论集》），无疑是做了一件嘉惠学林的好事。但在《论集》中所出现的明显失误，却降低了它本来应有的学术价值，不得不称之为一种遗憾；而其中所暴露出的学术规范方面的问题，更足以令人深思。

第一，对传世名篇的文字标点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。《殷周制度论》是王国维先生的著名史论文章，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。《论集》将其置于首篇，亦属允当。但开篇论上古帝王都邑方位的一段文字的标点，却造成了读者阅读与理解原文的障碍。请看——“自上古以来，帝王之都皆在东方太之虚，在陈大庭氏之库，在鲁黄帝邑于涿鹿之阿。”这段文字本身并非特别古奥难解，但经如此标点，真是令人费解。（应标点为：“自上古以来，帝王之都皆在东方：太之虚在陈，大庭氏之库在鲁，黄帝邑于涿鹿之阿。”）恰在开篇之处，出现了此类错误，令人对《论集》的学术质量产生疑问。

第二，对大量极具影响力的代表性论著未曾收录，特别是一批主张“周公称王”之说的名家名作。

仅据愚见所及，失收的有：徐中舒《西周史论述（上）》，载于《四川大学学报》1979年3期。徐先生不仅以文献资料论证了周公称王为信史，且引《班簋》铭文为据，推测周公与成王同时称王。刘起《由周初诸〈诰〉的作者论周公称王问题》，载《人文杂志》1983年3期，后收入刘先生的《古史续辨》一书中。王玉哲《周公旦的当政及其东征考》，徐喜辰《〈何尊〉铭中的‘王’当指周公说》。二位先生之文均收入《西周史研究》（《人文杂志丛刊》第二辑，1984年8月出版），此书对于研究先秦史的学人而言，亦是习闻常见之作。荣孟源《试探西周纪年》，载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0年1期，后又收入荣先生的史学论文集之中。赵光贤《关于周初年代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人文杂志》1988年1期。晁福林《论周初历史发展的几个问题》，载《北京师范大学学报》1989年5期，相关内容又收入晁著《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》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）一书中。上述七篇重头文章都是受到史学界格外重视的，那么，《论集》的作者，是因偶尔的失于检索而将这样一批名家名作遗漏了吗？恐怕此说难以成立。因为《论集》所收录的文章，已对王玉哲、徐喜辰二先生的观点有正面评价、并注明出处（见第148页、151页），甚至还有对刘起文章的驳论之作收录其中（见第173页—第186页）。《论集》的编者，只要泛读所收的文章，就不至于将三位先生之作遗漏。而且，不收刘先生之作，而收驳论之文，也实在令人难以理解。不过，如果联系下面的问题，每位用心的读者都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。

在《论集》中，编者的文章《周公称王与周初礼治》是作为压轴之作来处理的，所持观点亦是赞同周公称王之说，行文布局隐然有以自己的文章为一家定谳的气魄。请看文章的部分“结语”：“显然，自古至今，前后争论了二千年，但‘周公自己没有称王’之说，仍然是大多数人的看法，……好在我历来只尊重史实与真理，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的习惯。尤其当我从《逸周书》和《尚书》的有关篇什中理出头绪，前后贯通，自成理路之后，我更坚信大多数人所说的并不一定就对的道理。如果在学术上没有学一点《孟子》中所说的‘虽千万人吾往矣’的勇气，而任凭历史的真实湮灭于谬说之中，那么，于学术良心，岂能安乎？”（第227—228页）

这段近乎慷慨激昂的文字，需要有一个立论的前提：前人所论周公称王之说，或“流于疏简”，或“论证并不坚实，犯驳之处也多”（借用编者“结语”），因而周公没有称王之说，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。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，其它的勇气、“学术良心”云云，皆成虚文。但是，我认为，只要把上述几篇论文收入该《论集》，编者自己的文章，实在就没有多少新意可言了。再从编者很强调的“学术理路”而言，上述多篇名家名论，都是用《尚书》、《逸周书》与金文材料相结合的方法，来破解周公称王之谜的。更何况，论及周公称王的，远不止限于本文所介绍的上述几篇，至少还有下列相关论著及教材：童书业《春秋左传研究》，李民《尚书与古史研究》，唐嘉弘《先秦史简编》，翦伯赞主编《中国史纲要》（修订本）等。

综上所述，以研究《尚书》学和西周政治史而著名的学者当中，其实大多是赞同“周公称王”之说的。《论集》编者的立论前提恐怕是很难成立的。